流寓者的感伤与焦虑：钱锺书的“上海书写”
波德莱尔的孤独感是一种置身于大都市、置身于人群中而引发的孤独，这种都市人群中异常尖锐的孤独感在《盖子》这首诗中格外突出。“天空是一口大锅的黑色盖子，煮着数不清的人类望不到边。”烘托出的是毫无希冀的生存下绝望之恐惧与压抑。“人群”是密集的，但彼此之间是隔膜、冷漠的。这一切像是庞大的盖子覆盖在每一个人心头，神秘而恐怖。
而同样漫步在“人流拥塞”的上海南京路的钱锺书，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体会到了和波德莱尔一样的孤独。或者说，此刻，“孤独”引发了钱锺书与波德莱尔的情感共振。他作为一个“游荡者”，从喧嚷的人群中，体会到了郁闷在心的孤独与空虚，他看着人头攒动，彼此擦身而过但互不相识，找不到每个人共同的目的地，不知幸福究竟在哪里，只知道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弥漫于人群周围的是一种阴郁的气氛，人与人之间没有交流的意愿，每个人只是在和自己对话，同自己微笑。郁闷阴沉的低气压天气与黄昏效应的共同影响，使得钱锺书竟茫然得生出了薛西斯式的感伤：“远征希腊的波斯王薛西斯在看到自己浩浩荡荡的百万大军渡过海峡时，忽然感伤流泪。当被人问到落泪的原因时，薛西斯回答说：‘想到一百年以后，这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我怎么能不悲伤呢！’”（龚刚：《钱锺书谈上海人》）钱锺书漫步上海街头，看到无数的人，来来往往，突然生发出感伤，这感伤中既有情感心理层面的对于命运的无力和无奈感，对于未来之彷徨与人终究挣脱不过命运、最终都会消亡的深沉感伤与失落；又带有哲学层面对于生命终极意义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关怀与思考，包含着作者对于生命本身、对于生与死的的思考与感知，以及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虚无与感伤。
通过“游荡者”的凝视，钱锺书建构起了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联，如张旭东所言“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漫步，‘张望’决定了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文人正是在这种漫步中展开了他同城市和他人的全部的关系。”（张旭东：《本雅明的意义》，引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4月，第5页）然而并不因为作者的“游荡者”身份，就使得其对上海的观察失于敏感与真实，“大城市并不是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因此，上海的气质、形象以及时代面貌，在钱锺书“游荡者”凝视的视角下，得以观之。
而由波德莱尔的《盖子》和薛西斯式的伤感，激发出的是作者对于何以自处、何以生存的当下焦虑与隐忧，渗透着强烈的时代感觉。在繁华背后，作者看到了人生悲凉的本质与结局，弥散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感伤，尤其体现在他这一时期的旧体诗创作中。从题材内容上看，其诗或诉相思之苦、或谈游历感兴，或发思古之幽情，寄托了无限寂寥。《中秋夜坐》（《国风半月刊》1934年第6-7期）这首诗，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对中秋佳节阖家团圆的书写：
不堪无月又无人，兀坐伶俜形影神。
忍更追欢圆断梦，好将学道忏前尘。
杯盘草草酬佳节，弦管纷纷聒比邻。
诗与排忧真失计，车轮肠转自千巡。
塑造出了一个“无月无人”的场景，许是因为天气阴沉，欣赏不到圆月佳景，身边又无人陪伴而“兀坐伶俜形影神。”状写了一人枯坐、百无聊赖、茕茕孑立的场面，陪伴自己的除了自己的影子，再无他人。如此孤独寂寞的心绪点染和层层铺展，加之正逢本该团聚的中秋佳节，诗人的孤独寂寥更得强化与突显。此诗发表于《国风半月刊》1934年第5卷第6、7期，正是作者初次寓居上海时期。1933年夏，从清华毕业的钱锺书拒绝了进清华研究院攻读硕士的建议，离开北平，于1933年9月起任职上海光华大学担任英文系讲师。其时其父钱基博与其同校，任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院院长，然不知何故，这年的中秋夜作者是“无月无人”独自枯坐的，或许此处并非实写，只意在抒发寂寞孤独的幽微心境而已。尾联诗人懊丧自语，“诗与排忧真失计，车轮肠转自千巡。”慨叹用写诗来排遣忧愁寂寞真是太失策了，非但未能排解，反而更加愁肠百转、愁苦不堪。“杯盘草草酬佳节，弦管纷纷聒比邻。”诗人独自一人流寓上海、潦草凄清和邻居家的丝竹管弦、好不热闹形成了鲜明对比，愈发凸显出寂寞与哀愁。
而几乎创作于同时的《秋望黄河水绕汉宫墙作者当齿冷也》（《国风半月刊》1934年第6-7期）一诗则多处用典：
楼前无复旧葳蕤，天似穹庐四望垂。
感逝直须招远魄，伤离一并作秋悲。
荒坟草尽高低出，野水潦清即渐亏。
此是郊寒岛瘦境，诗囚吟赏剧相宜。
